知青丨王小鹰：可怜无数山，那里长眠着11位上海知青

  作者简历

王小鹰，1947年11月生，浙江鄞县人。1968年高中毕业赴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1974年调回城在机电设计院做描图工；1978年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大学毕业到《萌芽》做小说编辑；1985年调到上海市作家协会从事专职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协理事。

原题

可怜无数山

    作者：王小鹰

　　二十多年前，隆冬的一个凌晨，四周屏障似的群山还都沉睡着，我们顶着山坳里吹来的凛冽的寒风，心急忙慌地沿着环山公路直扑场部，争先恐后地登上了送我们回上海的大客车。以往年年都是这个时候，这样的大客车送我们回上海探亲，然后再把我们送进大山里。可是这一回，我们将黄鹤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走得那么决绝，把日常衣物都丢下了；我们心里暗暗地盼着这一天已经盼了好几年了！然而，当大客车起动猛地颠簸了一下时，我们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顶重要的东西。
　　

我们将我们幼稚的理想和激情，我们粗浅的痛苦和哀伤，连同我们20岁到26岁人生中最富有光彩与魅力的年华统统丢弃在绵延大山的褶皱里了。
　　

汽车从地处安徽太平县的黄山茶林场到上海曲曲折折地要行驶整整一天。一路上，车厢里没有想象中的欣喜若狂，大家都默默无语，各想各的心事，气氛反而沉闷、滞重。
　　

回到上海后，接踵而来必须面对的种种问题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诸如工作、婚姻、学位、职称、房子、孩子等等，大山里的一切埋在了我们记忆之海的深层，渐渐地淡忘了、消失了。

王小鹰，1968年去黄山茶林场前

二十多年后，秋末冬初的一天，宣传部的小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东方电视台的滕导演筹划拍摄一部《共和国同龄人的歌》的专题片，以我们这些“老三届”从小到大所唱的歌为线索，去追寻一代人成长的足迹。摄制组要到黄山茶林场十一烈士墓前拍摄一些镜头，问我是否愿意同往？
　　

“十一烈士墓”这个词组像子弹一样射中了我，射穿了尘封多年的记忆，往事如洪水泛滥，咆哮翻腾，就像那一天的清晨……
　　

我慌忙地对着话筒喊：“我去的，我太想去了！”那几天正值赴美国留学8年的小妹回家探亲，母亲身体又不好，且文债累累，应该是有充分理由拒绝的，我却没有推辞，任凭家人埋怨，带着5岁的小女儿跟着摄制组进山了。
　　

进山去做什么？自己都回答不出来，真正的毫无目的。只是想去看看，以我们不惑之年的成熟而世俗的目光去看看我们年轻时候的种种天真、单纯、无邪、无知。这件事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价值，却又好像对我们十分重要似的。
　　

进山的路在我的记忆中是那样漫长、坎坷，从前每次探亲假满回农场，一路上五脏六腑都要被颠得七零八落的。我们危言耸听地告诫摄制组的司机，一定要早点起程，一定要赶在天黑前过雀岭。雀岭是横亘在黄山茶林场面前的一道山脉，形势险峻，盘山路蛇行陡折，十分危险，从前是时常发生翻车事故的！
　　

可是，摄制组总有许多节外生枝的琐事，我们一直磨蹭到八九点钟才起程，攀登雀岭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从车窗望出去，黑洞洞、沉甸甸的大山仿佛填满了整个宇宙，偶尔看见几颗寒星闪烁，方知那里还有空隙。女儿在我怀中已经睡熟了，我的心悬至喉口，手心里捏着一把汗，暗暗盘算着万一车上雀岭有什么意外，我就用整个身体掩护女儿。然而，眼前豁然开朗起来，车灯的强光中，我发现雀岭的盘山路竟然变得那么平坦宽阔，路边还有红白相间的护栏，看来我的担心已是杞人忧天了。
　　

司机踩下刹车，回头说：“黄山茶林场场部到了。”我将头探出窗外，疑惑地问道：“是这里吗？”
　　

一条不宽也不窄的柏油马路，路两旁栉比鳞次的楼房商店，闪闪烁烁的灯光，仿佛谁往这深山坳里撒了一把星———从前简陋得只有一家小卖部一幢办公楼的黄山茶林场场部亦已是一座小城市了！
　　

处处都在变，或由衰到盛，或由盛到衰。
　　

第二天，我们领着女儿到大山的褶皱里去寻找爸爸妈妈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山坳——黄山茶林场四连，俗称“采云队”。
　　

以奇峰怪石著称的黄山山脉延伸到这里，猛然间兜了个圈子，就像大海的波浪打起一朵漩涡，采云队就埋在这漩涡底下，十几座高低不同的山峰把
　　

它紧紧地围拢起来。我指点着告诉女儿：“从东头排起，那道宽阔的山梁叫降温岭，那座土色像朱砂般的山包叫红土墩，接下来的是狭长的木匠峰，高高的八里冈，平缓的四亩八，转到两头那座陡起陡落的峰峦叫骆驼峰，紧挨着的那险峻巍丽的山崖就是红梅山……这些名称都是当年爸爸妈妈们在山中劳作时为大山们起的，所以，都很贴切，都很生动。你看，南面，高渺的天际间，有一座山峰吧？那就是采云山，它是全农场最高的山峰，终年云缠雾绕，好像九天的神女不肯轻易让人看清她美丽的面庞一般。从神秘的采云山上流下来的一股股清泉在骆驼峰岭脚下汇合成一条激流，像一支银箭横穿采云山，到红梅山峰底，泉道突然来了一个60度的急转弯，冲出峡谷，傍着进山的公路直奔几十里外雀岭下的留杯塘。”
　　

我还想跟女儿讲讲采云山脚下有个万人坑。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国的一位年轻将领率领万多名起义军在那里与八国联军的洋枪队浴血奋战，全部壮烈牺牲；我还想跟女儿讲讲留杯塘边曾是方志敏当年住过的茅草棚。1934年，方志敏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路经太平县，他们的足迹踏遍了这方圆数百里的群峰。可是，我的看机器人外星人动画片长大的女儿，她能理解这些吗？她不知道爸爸妈妈们的童年里竟然没有一部动画片，但却能把方志敏的《狱中纪实》中的句子背得烂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山，还是那样的山；水，还是那样的水。可是，我们却被眼前的真实惊呆了：过去我们天天采茶砍柴伐木扛毛竹走的青石板路，竟然已是茅草蔽日、荆棘丛生；我们住的小屋已是砖墙驳落、门窗歪斜，门前到处是厚厚的鸟兽粪便。令自己都怀疑，二十多年前在这里真的生活过一群年轻人吗？这荒山僻岭中真的有过笑声和哭声、有过爱情和仇恨吗？
　　

“妈妈，妈妈，你睡的床在哪里呀？”女儿问。
　　

“妈妈睡过的床没有了……”
　　

“妈妈，妈妈，那时候我睡在哪里呀？”女儿问。
　

“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从前的真实如今似梦似幻，于是，我们领悟了，这就是岁月流逝，这就是沧海桑田，这就是历史！当年知青大返城，黄山茶林场9万多亩山林现在只剩下4000多亩啦！

滕导演选择的镜头是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给烈士献花——一个曾经司空见惯了的镜头，一个已经有点陌生了的镜头，一个有点陈旧却很历史的镜头。
　　

踏上通往十一烈士墓地的小路，心忽地揪紧，缩成硬邦邦的一块，压在胸口，透不过气来。小路弯弯曲曲地在灌木丛生的丘陵间延伸，我们仿佛沿着时光的隧道往回走，愈来愈接近二十多年前的那天——1969年的夏天，那雨像天塌了似的穷凶极恶地下着……小路许是长久没人走动，断断续续地被野草遮蔽着，露水濡湿了我们的裤腿和鞋袜。
　　

十一烈士的墓依旧苍凉而寂寞，野草野花盘缠披拂间，11座石碑依旧冰冷坚硬，仅仅是刻在石碑上的字迹由鲜红变成了暗红；那暗红的字组成了11个人的名字，他们是：陆华、林卫阳、王庆伟、陶华、李笑牛、林晓薇、吴菊妹、张云芳、许洪兰、金志强、刘度南。都是普普通通的名字，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提起他们便心绪难平。我们默默地伫立在他们的墓碑前，默默地诵念着他们的名字；面对这些亡灵，追忆那一张张永远不老的面容。我们感觉到一种沉重，这沉重正净化着我们被城市空气污染了的灵魂。
　　

在此，我将那石碑后面镌刻着的悼文记录下来，虽然那遣词造句是属于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时代的，但是，它所记载的那种忘我的高尚精神是不是永恒的呢？

1969年7月5日，我场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山洪，四连11位革命小将为了抢救国家财产，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他们手挽手，肩并肩，紧密结成一个集体，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顶着疾风暴雨，迎着凶猛山洪，英勇搏斗，光荣献身。
　　

11位烈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舍己为公的共产主义崇高品质，为我们树立了继续革命的光辉榜样！
　　

革命烈士，虽死犹生，永垂不朽！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吧……

那是1969年——我们到黄山茶林场的第二年夏天。天先是出奇的闷热，山峰间的蓝天半个多月不见一丝云片，屋前的溪水只及脚趾，丝丝缕缕，不走木桥便能踩着卵石跨过河去。下工回来，每个人的背上都是白花花的一片，那是汗水被晒干了后留下的盐渍。
　　

正值采夏茶的时节，茶树被酷日烤干了，新蹿出的嫩芽也都蔫不唧的，大家都在抱怨完不成连队规定的生产指标。老天啊，快下雨吧，让茶树喝个饱！
　　

老天像是来还债的，突然就下起雨来，穷凶极恶地三天三夜没有一刻停息。
　　

八面环山的采云队，一下子成了山水的汇聚地。山林泥石的渗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点，雨水溢出地面，冲涤着坡田，带着大量的泥沙石块顺着山势往下倾泻，使一条条蛇行陡折的山路都变成了湍急的水沟。
　　

屋前的那条清溪，平时透明如碧玉，琤琤琮琮，如泣如诉。收工回来，在溪边洗涤憩息，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然而，一夜间它陡然猛涨了三丈，泥沙浑浊的浪头，巨蟒般地咆哮着扑向堤岸，撞成碎片，发出轰隆隆的响声。
　　

有经验的老职工都忧郁地说：“几十年没见到这么大的雨了，再不收一收，就要发大山洪了。”连队领导已决定暂停采茶，组织力量上山开茶田溢洪沟，加固山路路基，并加强夜班巡视。然而，连队绝大部分成员是刚到山区不足一年的知青，大家都不知道山洪有多厉害，谁都没有预测到一场灾难正在悄悄地逼近。有的女生因为两天不用出工正暗自庆幸；有几个“小资情调”浓一点的人还对着山里瞬息万变的气象大发诗兴。
　　

当时，采云队有一支业余文艺小分队，是由我们向明中学的几个高中生倡议组建的。向明中学66届高中生分配到黄山茶林场的一共有10个人，其中，6个人到了采云队。这6个人中有好几个人在学校时就是文艺积极分子，高培雄是校话剧队的骨干，吕绳云是青年宫中学生合唱团的台柱子、全校有名的“金嗓子”。命运把我们几个人结成了知己，我们都是怀着美好的憧憬报名到黄山茶林场来的，然而，大山里的现状却让我们非常失望。我们并不惧怕艰苦的体力劳动，而是厌烦那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一会儿“清理阶级队伍”，这批人批判那批人；一会儿“清查五•一六”，那批人倒过来批判这批人。小小的生产队一百多个人，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却整天如临大敌，人人自危。

我们不甘沉沦，我们努力寻找摆脱精神苦闷的途径。于是，便商议着组织业余文艺小分队，自编自导自演自娱乐。那时，陆华已经当上了连队副指导员，她当然很支持我们，有时候我们排练到深夜，她还会一直陪着我们，并让食堂为我们做夜宵。四连业余文艺小分队在整个黄山茶林场都很有名，后来场部组织的文艺小分队，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分队成员的基础上扩建的。我们小分队有许多保留节目，如《釆茶舞》《茶林女炮手》《采茶日记》等等。

记得演出小话剧《采茶日记》时，场部大礼堂座无虚席，过道上都挤满了人，掌声几乎把屋顶掀翻。现在看那个剧本，十分幼稚浅显，仅仅是鞭挞了好逸恶劳的作风。可当时农场知青几乎没有什么娱乐，人们的精神匮竭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在整个农场局里，黄山茶林场文艺小分队也是很有名的。我们有一个保留剧目——歌舞剧《激流红心》，是颂扬11位抗洪烈士的英雄事迹的，记得当年还是著名舞蹈家舒巧为我们编的舞呢。这已经是后话了。
　　

还是回到1969年夏天，大雨滂沱，好几天不能出工，小分队请示了连队领导，决定到附近村庄为老乡演出，在当时，叫做向贫下中农学习，为贫下中农服务。记得那天辗转了好几个山村，有的村庄仅有十几位老人和孩子来看我们表演，而且他们可能也听不懂我们的话，所以，在整个演出的过程中，他们的表情一直都很木然。然而，我们仍旧十分认真，一招一式没有半点“偷工减料”。
　　

山路迢迢，崎岖泥泞，待我们演完最后一场，摸索着回到生产队时，已近半夜了。我们虽然穿着农场发的黑胶布的雨衣雨裤，但浑身上下仍没有一丝是干的。
　　

经过公路上的那座水泥桥，桥面上已有浅浅的水漫过。谁都不曾想到再过几个小时，就是这座水泥桥夺去了我们11位同伴的生命；而这座水泥桥正是采云队通往场部，通往山外的必经之路。
　　

回到生产队，怕搅了同宿舍队员们的好梦，我们几个人没有回自己的房间，就在食堂上早班人的空床上挤着睡了。心想这没完没了的雨一时半晌也停不了，明天肯定不会出工，加上人又疲乏，这一觉睡得很沉。
　　

沉沉的梦是被尖利而急促的哨声唤醒的，队长和指导员声嘶力竭地招呼大家，赶快去附近的山坡上搬石块加固屋基。我们的心都悬在了嗓子眼儿，匆匆地套上湿漉漉的衣衫奔到门口，不觉大吃一惊：浑浊的洪水早就漫过河堤，逼到我们眼前了。水深没膝，眼看着就上溢过石阶涌进屋里，浊浪拍打着屋基，倘若再有洪峰，我们这两排新建不久的砖瓦房很可能就被冲塌。
　　

9个月前，我们刚到采云队，这里还是一片荒河滩，全队一百多号人都挤在河对岸的那幢现在做了仓库的干打垒茅草房里。我们是眼睁睁地看着荒滩上竖起了青砖灰瓦的新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们对新生活的憧憬。
　　

为了集体和自身的安危，全队没有人偷懒怠工，就连平时上山劳动最吊儿郎当的那几个人，这时候也都是以一当十地干着，百十斤重的石块一个人扛起来就走。我的好几位女友都正好例假期，可谁都不吭声，照样浸到齐大腿根儿的洪水中来来回回地搬岩石加固屋基。
　　

我曾用眼睛寻找同宿舍的陆华、陶华、李笑牛、吴菊妹等人，没见人影。四周雨幕重重，心想她们肯定就在附近干着吧？这念头也就一闪而过了。
　　

猛然间，广播喇叭响了，播音员急切地呼唤采云队的队长、指导员迅速赶到场部，大家的心里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些队员说：“河床已经扩大了几倍，桥早就无影无踪了，要去场部，只有爬山走小路了。”
　　

队长和指导员匆匆登山而去，雨仍旧无边无际地下着，让人分不出天和地，整个世界是一派混沌。我们的心就像在浊浪中翻滚的石块一样，忽上忽下的。伙食班的人烧好了午饭，招呼大家轮流去吃，可是，谁都没有胃口，胸口堵得严严的。其实，我们从早晨起来就没有吃过一口东西。
　　

我还是没有看到陆华、陶华、李笑牛她们的人影儿，心中确实疑窦丛生，却怎么也没想到“死”上面去。我们那时多么年轻啊！“生”才刚刚开始，如何会想到“死”呢？
　　

有人指着山上的小路喊：“队长、指导员回来了！”大家都像绝处逢生似的拥了上去。
　　

队长、指导员却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队长才四十多岁，却像老人似的直不起腰来，用手捂住脸，张大了嘴却出不来声；指导员年轻的面庞憋得青筋暴胀，眼泪止不住地刷刷往下流，嘶哑着声音说：“下游的老乡从河里捞到几条黄山茶林场的雨裤，上面印有‘采云队’的字样，我们队有人落水了！”
　　

全队人头顶瓢泼大雨站在水里，泥塑木雕一般，低重的云层里隐约着滚滚的闷雷。这时，有女生嚎啕大哭起来。
　　

指导员喊道：“各小队赶紧清点人数，看看到底缺了哪几个人！”
　　

我们几个向明中学的同学凑在一起，惊恐的目光互相交织：陆华呢？怎么总也不见陆华呢？心中都还存着侥幸，也许陆华被指导员派了其它的任务呢？我们几个满怀希望地去问指导员，指导员的脸变得铁青，因为，他不知道陆华的去向。我们的心嗖嗖地向无底的深渊滑下去。
　　

各种情况很快地汇拢起来，各小队清点人数下来，一共少了12人：副指导员陆华，副连长林卫阳，还有王庆伟、陶华、李笑牛、林晓薇、吴菊妹、张云芳、许洪兰、金志强、刘度南和陆忠义。
　　

当时大家仍想不到会一下子死这么多人，也许落水的只是其中一两个？也许有些人落在大山的哪条夹缝里了？
　　

三小队队长、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的陈海燕提供的消息是最揪人心肺的。陈海燕说：“一清早，值夜班的林卫阳就来敲我们宿舍的门找陆华，她说对岸仓库已经进水了，后勤班没几个人，恐怕来不及把粮食、化肥搬到山坡上去。陆华就说快找些人到对岸去帮着抢救粮食、化肥；林卫阳便回宿舍叫人去了。当时我们宿舍的人都醒了，都要跟陆华到对岸去。陆华叫我留下，怕一会儿队长、指导员有工作安排。于是，她就带着陶华、吴菊妹、李笑牛她们几个人走了。”
　　

隔壁宿舍张康美反映的情况更证实了陈海燕的消息。张康美跟陈海燕、李笑牛、林晓薇、陶华都是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的66届初中毕业生，平时跟李笑牛、林晓薇最要好。她说：“清晨，笑牛急匆匆地跑来叫我和晓薇赶快穿衣服，到对岸仓库去抢救粮食、化肥。当时我穿上高筒套鞋跑到门口，一看水那么深，心想脚总归要湿的，索性穿塑料凉鞋算了。转身换一双鞋的工夫，再追出门去，已不见笑牛、晓薇的身影。那时雨下得大极了，10米之外就看不见东西，我只好退回屋里。”

（张康美换双鞋的工夫失去了“献身”的机会，这是不是命运？我原睡在陆华的上铺，那个晚上若不是小分队演出晚归，我若仍回自己的宿舍睡觉，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或许也就没有王小鹰这个女人了。命运之神冥冥之中的安排让人心惊肉跳！）
　　

林卫阳宿舍的同伴们也证实：清晨，林卫阳匆匆回来喊人，已经起床的王庆伟、张云芳、许洪兰跟着她走了。
　　

情况逐渐明了起来，陆华、林卫阳带领陶华、李笑牛、林晓薇、吴菊妹、王庆伟、张云芳、许洪兰到对岸抢救仓库里的粮食、化肥去了。她们过河的时候木桥断了没有？她们到达对岸仓库了吗？粮食、化肥抢救出来了吗？还有3位男生金志强、刘度南、陆忠义是否和她们在一起呢？
　　

许多人跟着指导员和队长跑到咆哮的河道边朝对岸呼喊：“陆华——林卫阳——”风声、雨声、洪水呼啸声，把大家的喊声吞没了。透过密匝匝的雨帘，只见对岸已经是汪洋一片，仓库仅露出个茅草顶，也已经是摇摇欲坠的样子。迷蒙间有几头小猪崽在浊浪中翻腾了几下，眨眼间就不见了——住在仓库里的后勤班的队员们呢？
　　

风雨阻隔，人事渺茫。那个时候，大山里的通讯还是非常落后的，连电话都没有，更没有BP机、传真机、大哥大之类的东西，邮递员也要好几天才进山一次，有线广播喇叭是我们跟场部惟一的联系。
　　

在见到尸体以前，我们都不能相信和我们在一片屋顶下共同生活了9个多月的战友会突然死去，我们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知之甚少。我们中有的人很有信心地说：“不会的，她们不会被洪水淹死的。笑牛、晓薇她们游泳都游得很不错呢！”可是，有经验的老队员却摇摇头说：“会游泳有什么用？哪怕是世界游泳冠军，到这洪水中来也没有活路，不被水呛死也要被水中挟裹着的碎石断木砸死！”
　　

我们心胆俱裂，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这滚滚洪涛倾泻而下，大树连根被拔起，巨石整块儿被卷走，何况区区的人呢！
　　

下午，王庆伟的尸体首先在离采云队不远的下游河滩上被人发现了！种种企盼被残酷的现实打得粉碎，队员们都像疯了一样。
　　

王庆伟是卢湾中学66届高中生，平时待人热情和善像个大姐姐。如今她纤弱的尸体平静地躺在被洪水浸噬过的荒滩上，令人肝肠寸断。
　　

沉默了大半天的广播喇叭突然又炸响了，那一天，这喇叭简直就是采云队的克星！播音员语气沉重地说：“请采云队全体人员注意，根据气象预报，今晚儿还有暴雨，很可能再次形成特大洪峰。这样整个采云队就有被淹没的危险，希望你们尽快撤离到安全地带……”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感觉就像天塌了似的恐慌、凄惶和悲伤。队长、指导员命令大家把自己的重要物品装在一个箱子里搬到稍高的山坡上去，留下一个小分队驻守，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其余的人以最快的速度翻山上小路撤往场部。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放弃自己的家园！我们心如刀绞，却不敢怠慢。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那时的衣物都很简单，我记得我是将下乡时父亲送给我的一本画册和几本唐诗宋词塞进了小小的皮箱而拎上了山坡；《毛泽东选集》4册是放在随身的挎包里的。
　　

全队撤离的那一幕是非常悲壮的，大家默默地攀上荆棘丛生的小路，绕道去场部集中。据说，这条陡壁上的小路是红军当年踩出来的，后来，我们才知道，陆华、林卫阳她们早晨走的也是这条小路，桥断路塌，倘若没有这条小路，我们这一百多人就将被困死在那小山坳里。我们忍受着心灵和身体的巨大痛楚，默默地攀登着。我们一步一回首，向留守在山坡上看护全队行李的那几个队员挥手告别。

远远望去，雨天雨地中，那面小小的山坡真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座孤岛，仿佛一个巨浪扑来就会把它吞没。在那种时刻、那种状况下，敢于留守孤岛也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虽然事实上采云队并没有遭到大水淹没，半个月以后我们又全队返回那个被人预言要成为大海的山坳。当时因为十多个知青一起落水，情况不明，恐惧像瘟疫般地在大山里蔓延。
　　

我们这些人暂时零散地栖居在场部和场部附近的生产队里，真像逃难一般。家园存亡不定，朝夕相处的队友下落不明，当时心情之凄惶是可想而知的。
　　

真相大白是在陆忠义神奇地出现之后。仓库被淹，后勤班的队员们撤到了“骆驼峰”上；在“骆驼峰”上，他们意外地见到了又冷又饿、惊魂未定的陆忠义。
　　

陆忠义原来就是后勤班的队员，他是比我们这“老三届”知青早进农场的老队员。我们接触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中等个子，清瘦的模样，总是默默地手脚不停地干活儿，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记得他有个女友，也是老队员，却是个快人快语的姑娘。她常常毫不掩饰地夸奖陆忠义心地如何厚道，手脚如何灵巧。当然，我们背地里也从其他老队员口中得知，陆忠义少年时曾经有过一段“不好”的表现等等。那个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人人都有过批判人或被人批判的经历，所以，并不在意陆忠义过去如何。

我们到农场不足一年，“运动”已经搞过好几次。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许多平常吊儿郎当有点流氓习气，或者有过小偷小摸行为的人都被当做“阶级敌人”揪了出来，关进了“牛棚”。然而，陆忠义却始终站在革命群众的队伍里，并没有因为他少年时的“不好”表现而被“清理”出无产阶级的队伍，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这大都得益于他勤勤恳恳地劳动、谨谨慎慎地做人的缘故吧！
　　

可是，这一回陆忠义实在是害怕极了，若不是后勤班的队友们死拉硬拽地拖他下山，他是宁可冻死饿死在山上。同他一块儿过桥的11个人通通被淹死了，他却被洪水冲到稻田里，拣回了一条命。人家会怎么想？会不会说他是胆小的逃兵？甚至会不会怀疑是他“谋杀”？在那个年代里，莫须有的罪名常常会理直气壮地硬安到一个人的头上，何况陆忠义少年时代还有过一些“不好”的表现。所以，他的恐惧并不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在日后学习“十一烈士”的高潮中，他非但没有被当做活着的英雄受到表扬，而一度被当做了批判的靶子。批判他的理由是“活命哲学”，就是说他不应该在洪水中侥幸地活下来。那个年代这样荒唐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事实上，陆忠义应该算是一个活着的英雄。那日凌晨，水漫进仓库，后勤班的队员们都早早地起来了，拼命地把粮食、化肥往山坡上搬。陆忠义奉命把一些日常生活用得着的油呀酱菜呀送到对岸的食堂里去，他已经在那座不久便被洪水吞没的木桥上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趟了，每走一趟都有生命危险。最后一次他把东西送过桥，正遇上巡视的副连长林卫阳，他向林卫阳汇报了对岸仓库的紧急情况。林卫阳说：“你等一下，我去叫一些人跟你上对岸帮着抢运粮食、化肥。”

不多时，陆华、林卫阳就领着陶华、李笑牛、王庆伟、林晓薇、张云芳、吴菊妹、许洪兰等人与陆忠义会合，冒雨赶往仓库。他们来到河边，却找不着木桥了。此时，木桥已经被洪水卷走。陆忠义吓出了一身冷汗：几分钟前我还是从桥上走过来的呀！他们那时已经初步领教了洪水的厉害，是有理由不过河的。可是，他们当时惟一的心愿就是要去抢运仓库里的粮食、化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过退缩。
　　

这时，他们遇见了刘度南和金志强。这两个“愣头青”一大清早跑到河边来做什么呢？以后在各种版本的“十一烈士”英雄事迹报告中，有过各种说法。事实上，这两个生命力和想象力都非常强的小伙子，带着一大卷粗麻绳，跑到河边是来测量洪水的深度和速度。他们做这件事一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可惜世人已经无法得知了。当他们听陆华、林卫阳说，要去对岸抢救粮食、化肥时，当即摩拳擦掌要求同行。他们曾试图把粗麻绳甩到对岸，勾住树杈，架一道绳桥，可是，麻绳眨眼间就被卷入漩涡而无影无踪了。
　　

到这个时候可以说他们是无路可走了，是可以放弃过河啦。可是，这些热情高涨的年轻人，什么办法都想过了，笑牛、晓薇甚至要游过去，被伙伴们拉住了，他们就是没有想到退缩！
　　

不知是谁提醒道，刚进场时，指导员做革命传统报告，说那陡峭的山崖上面有一条红军当年走过的小路，后来，修了石板路，那小路就荒废了。从那条小路可以绕到进山的公路上，再从公路上的水泥桥过河，不就可以到达仓库了吗？（后来的许多报道中都说这条小路是林卫阳发现的，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其一，这条小路的入口处靠近四小队茶田，林卫阳曾经是四小队的首任队长；其二，林卫阳当上副连长后经常巡视全生产队的茶园，她对山势是比较熟悉的。）
　　

陆忠义说，他们12个人当机立断，攀崖穿小路，绕道去仓库。
　　

后来，当全队撤离驻地时走的也是这条小路，我们知道那路有多么窄、多么陡，有的地方几乎没路，巉岩嶙峋，荆棘丛生。可是，我们攀过的时候路边的茅草灌木已经被压倒许多，已经有点像路的样子了——那是我们的12位队友用生命为我们踩出来的呀！
　　

陆忠义说，他们摔得像泥猴儿似的，终于走出小路，来到公路上。他们不顾伤痛奔到河边，发现那座宽阔的公路水泥桥上，水深已经没膝。浪头上来是一片混浊，浪头退下才隐隐露出一截桥身。这时候过桥显然是十分危险的，可是，他们只是稍稍地停顿了一下，商量如何才能不被疾流冲倒而顺利冲过石桥；他们或许做了种种尝试，最后决定12个人手挽手地一起冲过桥去。他们想到的是12个人组成一个整体，分量重，不容易被波浪击倒。冲过桥去，抢救粮食、化肥，是他们惟一的信念！
　　

他们的信念是崇高的，他们的精神是伟大的，但他们毕竟太年轻了，太缺乏生活经验和必要的科学常识。他们没想到水泥桥墩早已被洪水冲击得松动了，12个人的重量压上去，桥墩承受不住，轰然倒塌，霙那间，水泥桥板被巨浪掀翻……
　　

陆忠义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敢回想那一瞬间的情景：突然感到双脚腾空，浪峰把他们抛上高高的云层，又猛地被埋进深深的漩涡之中。抛上去的时候他记得还拉着队友的手，摔进水中之后就失去了知觉。待他醒来，已躺在浸满水的稻田里，四面是一片汪洋。陆华呢？林卫阳呢？其他11个人都不在了。他感到浑身疼痛，最痛的是心。他知道其他人凶多吉少，他担忧，他害怕，他不知道如何向队长、指导员陈述这一切。人们会相信他的话吗？在那个年代里，不时兴用辩证法分析一个人。（我不知道陆忠义现在何方，我相信历史对每个人的功过都会有公正的评价。）
　　

陆华、林卫阳等11位队员全部落水的噩耗终于被证实了，采云队的小伙子、姑娘们哭着喊着队友们的名字，这一夜谁都没有合眼。
　　

当时只找到王庆伟一个人的尸体，附近的老乡们说，这么大的水，尸体恐怕早就被冲出十万八千里啦。队长和指导员请求老乡们扎竹筏沿河道寻找那些尸体，队长声泪俱下地说：“他们的父母把活生生的人交到我手中，我总不能连个尸体都交不出来呀！”那时洪水还没退，河道十分险恶，乘竹筏出去寻找尸体是很危险的。老乡们被感动了，很快扎起了竹筏。生产队有几个男生执意要随竹筏去寻找队友的尸体，最坚决的当属W了。
　　

W是我们向明中学66届高中生到采云队来落户的6人中惟一的一个男生，我们几个人都知道W和陆华在学校时就已经是一对恋人了，可以说陆华就是为了W才到黄山茶林场来的。陆华落水的消息被证实后，W没有掉眼泪，只是一拳朝一棵大树击去，鲜血立刻沿着他的手掌汩汩流下。W登上竹筏前是抱着不寻到陆华尸体就不返回的决心的，我甚至感到他是抱着与陆华一起去死的决心跳上竹筏的。临走前，他把一个用粉红色手帕包着的东西交给我，说：“倘若我有什么意外，你就代我保存这些东西吧！”说完登上竹筏，一眨眼的工夫就被大山遮住了身影。

我按捺不住悄悄地打开了那粉红色手帕，原来是两封他给陆华最初的“情书”，倘若那也能算作是“情书”的话。那里面没有亲昵的称呼，没有山盟海誓般的绵绵情话，只是用很革命的语言表达了愿意跟陆华在革命的道路上携手前进、相伴到底的决心。陆华就是为了这样的“情书”，义无反顾地追随他来到了黄山茶林场，最终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我的心目中，陆华短暂的生命和爱情都是美丽的。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采云队的队员们聚集在场部等候尸体打捞的消息。只要一听到“突突突”的拖拉机的声响就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不知又寻回了谁？其他10人的尸体陆陆续续都被寻找到了，情况都十分悲惨。他们不是被水淹死的，而是被水中的巨石断木砸死的，几乎一下水就断了气——这是场部医生做出的判断，因为，尸体伤痕累累，五官均被淤泥堵塞。
　　

最后找到的尸体是年龄最小的许洪兰，那已经是一个星期以后。许洪兰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无法搬运，当下运了棺材，就地入殓。
　　

陆华的尸体是3天后在百余里外的竹林里被发现的，偏偏不是W发现的。W乘竹筏出去寻找尸体，笑牛、晓薇等好几个人的尸体都是他找回来的。第三天，他心力交瘁，支撑不住了，昏昏地睡着，不知身处何方。当人们发现陆华的尸体后跑回场部告诉他，他挣扎着起来赶往现场，跪在陆华的尸体前长泣不起，这就等于将他和陆华的恋情公开了。在当时那种革命高于一切的形势下，年轻人正常地谈恋爱似乎是见不得人的罪孽。W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种种议论，有责难的，也有同情的。
　　

当我们几个向明中学的同学一起为陆华梳洗换衣服时，谁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记得在离开上海那天，与亲人道别时我们都哭了，陆华却说：“不要用哭声告别，让我们唱歌吧。”她便领头唱了。这是一个多么坚强有主见的姑娘，当时只有22岁。
　　

7月酷暑天，雨终于收住了，洪水退下去，树断桥毁路塌，到处像遭过劫似的一派狼藉。天气变得异常闷热，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没有冷冻设备，场部医院简陋的停尸房里，那混合着阿莫西林药味的腐臭飘散得很远很远……
　　

场部领导决定近日内立刻下葬，以免引发瘟疫。起初对这11位知青落水身亡的性质还有过一场争论，场部有些领导害怕承担责任，想以“意外事故，不慎落水”了结。采云队的队员们闻知后都愤怒了，纷纷给场部领导写信，要求为11位队友请功，要求追认他们为烈士。采云队的队领导也竭力向场部申述理由，最后，终于得到了场部革委会及驻场工军宣队的认同。
　　

事实上，申报烈士的手续很繁琐，要通过农场局再上报到市民政局批准，所以，直至下葬那天正式批文也未下达。但是，我们农场仍旧按烈士的规格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只是“十一烈士永垂不朽”的墓碑是后来才竖起的。
　　

关于落葬的位置，采云队与场部也有歧义。采云队的队员们，都希望将11位队友葬到自己的生产队所在的八里冈上，可是，场部领导不同意。他们说，11位烈士应该是黄山茶林场的光荣，以后各生产队都要前往瞻仰凭吊，若葬到八里冈上，爬坡就需大半天，太不方便了。场部决定在雀岭下平坦的丘陵地带辟出一块地来建造烈士陵园，以后到黄山茶林场的人，只要一登上雀岭就能看见烈士墓碑。应该说场部的意见是比较合理的，稍做了一些工作，采云队的队员们也就都同意了。
　　

落葬那天，全农场的知青几乎都来参加了。在此，我已无法用笔来描述那种山林同悲的肃穆哀伤的气氛。只是有一个细节，以前从来未被任何文字披露过，我想它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它是发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而它烙在我们心底的印记却是难已磨灭的。

记得当时用松木做成了11只白坯棺材，将我们的队友们放了进去。向明中学的同学围在陆华棺木前向她做最后的告别。W在众目睽睽之下，吻别了陆华，并摘下自己胸前的毛主席像章端端正正地戴在陆华胸前——这在当时也许是最珍贵的纪念物了。我们都非常理解W的情感和举动，没有人提出异议。

棺盖钉上了，队伍要出发去墓地。忽然，有人一边迅速地挤进人群，一边喊：“等一等，不准把毛主席像章放进棺材！”我们都被惊呆了，惊恐中谁都没有注意到喊这话的究竟是什么人，至今这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迷。当时人群骚动起来，马上就有人跑过来撬开了陆华的棺材，将毛主席像章一把拽了下来。这个小风波很快就平息了，棺盖重新钉上，送葬大队朝墓地进发。

然而，在整个葬礼的进行过程中，我们几个人一直是忧心忡忡的，我们预感到事情不会就这么结束。果然，当天晚上，W就被农场工军宣队传去，责问他将毛主席像章放进棺材里用心何在？我们向明中学的几个同学含着眼泪为W辩护都无济于事，W不久就被“隔离审查”。

事实上，毛主席像章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线，农场工军宣队早就想整治W了。W在学校时参加了炮打张春桥的事件，档案中有记录，他是作为内控对象下放到黄山茶林场来的。W后来在农场年年挨整，直至离开农场仍没有得到公正的结论，这已是后话。陆华作为万众瞩目的英雄，在九泉之下知不知晓她的恋人在尘世间的遭遇呢？陆华和W生死相隔两茫茫，谁比谁更幸运些呢？
　　

我和陆华同是向明中学66届高中生，但不在一个班级。她是高三（3）班的团支部书记，我在高三（4）班，是刚刚入团不久的新团员，文革前我们并不认识。文革开始后，学生们打破了班级界限，组织了五花八门的红卫兵组织，我和陆华同属“东方红”红卫兵团，渐渐地互相熟悉起来，但交往仍然很少。当时，她是“东方红”兵团的中坚，而我只是外围群众。

两年后毕业分配，我已写了决心书，决定到安徽黄山茶林场。那是1968年上半年，毛主席关于“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还没有发表，66届高中生仍有三分之二的名额留在上海工矿，三分之一下农村的名额则全部去上海农场局所属的郊县农场，郊县农场中路途最远的当属安徽黄山茶林场了。我因父母皆是“走资派”，自己识相，所以，主动报名去最远的地方。
　　

有一天，陆华突然来找我，她问我：“听说你决定去黄山茶林场了，是吗？”我说：“是的，我已经向毕业分配小组表过态啦。”陆华显得很高兴，说：“我也想去黄山茶林场，我们俩一起写申请书好吗？”当时，我母亲看陆华老成稳重，由她和我一起去安徽，觉得比较放心，便极力赞同。但我心里有点疑惑，因为，我早就听说她出身好，加上哥哥大学毕业已去了外地，家中还有一位弱智的弟弟，学校照顾她，将她分到上海工厂了。她为什么要放弃留在上海工厂而去农村呢？

不管什么原因，遇到志同道合者总是很开心的，所以，就在我们家，陆华写好申请书，我和她一起签上了名字，由她交到毕业分配小组去了。后来听说陆华前后申请了六七次才被批准去安徽黄山茶林场；后来又有多事者悄悄地对我说：“王小鹰啊，你是被人利用啦！因为W被分在安徽黄山茶林场，陆华是为了W才坚决要求放弃工厂去农村的。陆华找你一起写申请书，是把你当烟雾遮人耳目呀！”我听了这些话心里很不以为然，内心对陆华的举动还是很佩服的。

我是自知不可能留在上海，索性采取高姿态报名去农村的；而陆华则是完全可以留在上海却坚决要求去农村的呀。潜意识中，更被陆华为了爱情而放弃舒适的生活，与所爱的人同生死共患难的情操和勇气所感动，那一刻，陆华在我眼中显得美丽动人起来。
　　

我和陆华到了黄山茶林场采云队，分在同一个小队，住一个宿舍，我睡上铺，她睡下铺。陆华是个性情率真的人，从来不会作假，她对W的感情虽是处于秘密状态，但对我们向明中学的几个同学是从不隐瞒的。那时，我们几个女生实行的是“共产主义”制度，伙食费都是合在一起用的，谁的家里寄来食物也都拿出来集体共享。陆华担心W人高马大吃不饱，就总是将自己的一份省下来给W吃，弄得我们都于心不忍，索性将W也“共产”进来，一起吃大锅饭了。
　　

当时，我们这个小小的“共产社会”在队里是很有名的，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凑在一起读书，书自然很少，陆华就建议大家通读毛泽东选集。说实话，跟陆华在一起生活的9个多月，是我一生中读革命理论书籍最多的时间。那时候，山里还没有电，照明靠点煤油灯。煤油也奇缺，每个人每月只发四两油，被我们用起来，两个晚上就点没了。

老队员们吃过晚饭就吹熄了灯躺在床上扯闲话，我们就让上海的亲朋好友给我们寄蜡烛，无数个漫漫长夜我们就是伴着荧荧的烛光度过的。这个习惯我一直保留到许多年后进大学读书，宿舍里规定10点钟熄灯，我便在床头点起蜡烛继续看书，有一次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蜡烛燃着了头发，差点酿成火灾。
　　

我和陆华有过惟一的一次争吵。那是刚到农场后不久，我们上山为茶树锄草，我锄得很快，陆华叫住了我，批评我没将茶树根儿周围的杂草锄干净。我很不服气，顶嘴说：“草总归要再长出来的，锄那么干净干什么？”陆华当时是我们小队的队长，她非要叫我返工，我没办法，只得从头做起。为这事儿我生了好几天气，她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依旧和我亲亲热热、说说笑笑。
　　

陆华不久就被选为生产队的副指导员，并作为群众代表列席了场部整党建党筹备会。倘若陆华不死于那场洪水，她的前程或许会很辉煌？！或许会很波折？！……
　　

对死者的纪念总是渐渐地淡漠着，并且如今的道德观、价值观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也许会觉得以那11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去换取几麻袋粮食、化肥实在是不值得。然而，问题在于那粮食、化肥当时是代表着集体的利益。值得永远纪念并崇敬的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私忘我的精神和意气风发、一往无前的斗志！
　　

夜深人静之际，我常常会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个风雨大作的日子，想起在雀岭下寂寞地矗立着的11块墓碑，想起他们活着的时候青春焕发的面容。如果他们不死，或许也能出国留学拿博士学位，也能成为腰缠万贯的炒股大户，也能是歌台舞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他们却化作了青山中的一抔泥土。他们瞩目当今世界时，是欣慰还是遗憾？
　　

在世界万物中，人们共同拥有的只有青春。对于成功者来说，回首青春是一种激励；对于不成功者来说，回首青春是一种慰藉。谁能忘记自己的青春呢？哪怕今天是多么富有抑或将来会多么辉煌，历史总是以它无可比拟的厚实和坚韧堪与今天和将来媲美。
　　

虽然，回首往事时常有“可怜无数山”的种种无奈，但展望未来却已是“毕竟东流去”的坦然了。

（本文摘自王小鹰著《可怜无数山》，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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